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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按]这篇随笔大约写于1999年，三年前作过修改，仍没有一家报刊能发表。年初南方有家杂志已经决定发排，主编把题目改为“毛泽东少年时代爱田间劳动吗”，添了两个字，可谓煞费苦心，终审仍然通不过。如今世界和谐，有话不该不说，当说不说就是怀疑和谐，甚至是反和谐。2008年就要过去了，我把它放在这里，算是对“50周年”的纪念。
毛泽东少年时爱劳动吗？
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读小学。当时小学教科书上有好几篇苏联革命领袖列宁的故事，当时非常认真地学过，印象很深。40多年后，苏联旧事解密，才知道那些故事（《列宁在理发室》《送给孩子们吃》等）是作家左琴科编出来的。当时他因为“跟不上形势”，被官方认定为落后作家，为了混口饭吃，编创了那些列宁的故事。发表后甚至还遇到过麻烦。比如他被人告密，说他写的《列宁与卫兵》中，那个叫嚷着的“小胡子”就是影射斯大林。但那些有关领袖高尚品德的故事编得的确让我们感动过。当时老师还常常讲领袖们少年时的各种美德，语文课上还听过“毛泽东从小爱劳动”的故事，说他不但从小爱劳动，还喜欢帮助别的农民。比如，下雨了，他不收自己家谷子，却帮助别人家去收，从小就舍己为人。我听这样的故事，大约在1957年和1958年。
十年后，当毛泽东说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”，我插队去了农村。不幸的是，当我真正成了农民后，却对“毛泽东从小爱劳动”的说法产生了怀疑。我的疑问是：一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会有许多其他职业所不具有的经验，而毛泽东1958年在农业问题上犯的几乎全是常识性错误，这就让我无法相信他亲历过农业劳动。比如，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，在种地人是常识。我种地一年后，基本了解了在正常耕作状态下江南地区稻麦两季的亩产量，这以后也了解了北方的情况。我实在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那样错误的判断，他可是“伟大光荣正确”的领袖啊！（尽管后来他自己解释是上了科学家钱学森的当，可是当年我们无从知道这些。再说钱学森也没有农业劳动的经验。）当时准许我们看的读物极少，而文革中反复看过的一本《西行漫记》（这本书被公开出售大概是文化专制者的一个错误）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怀疑。
有些决策失误不一定涉及人的立场观点，思想品格，或者是智商。想到这个问题，是看到有关大跃进“浮夸疯”的回忆。从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“小麦亩产1075公斤”的牛皮迅速发展到四川省郫县“水稻亩产45217·58斤”的超级牛皮，前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。这中间还有《人民日报》九月五日报道的广东连县亩产六万斤的报道，而 截止9月25日资料，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，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，435斤……
毛泽东信以为真，甚至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。——过去我们总认为，这是毛泽东身居高位，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，听信了马屁精部下的糊弄。此说自不必置疑。但我认为，作为农民出身的毛泽东，作为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，作为很早就懂得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毛泽东，他的经历中可能有一点被大家忽略了，即，他虽然出身在农村，但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合格的农民，他没有认真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，也没有农业经验的积累。早在读书时代，毛泽东就不喜欢从事农业劳动，不喜欢过问农事。很有可能，他在那个时候，对农业生产类的数字就缺乏了解。
我在插队期间多次和农民翻仓晒谷子，许多“右倾农民”告诉我，如果亩产真能有5万公斤的话，那差不多等于把打好的稻谷堆在一亩地上，能足足高三四十公分！——那么“亩产41万公斤”呢？这是个极简单的算法，任何只要对农业生产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估算出来。在1969年，我插队的第二年，贫下中农这样告诉我，原先的地主富农也这样告诉我。
请看斯诺《西行漫记》记载的毛泽东自述：——“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，我就引用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”；“他指责我懒惰，我就反驳说，年纪大的应当比年纪小的多干活，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，所以应该多干活”；大约十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，“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，这激怒了我，我骂了他，就离开了家”，这次离家不过是一次出走，后来还是劝回来了。在读了一些书以后，他又说，“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”。毛泽东自述从小参加农业劳动是因为父亲的逼迫。可以说，在父亲的眼里，毛泽东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人，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，否则就没法解释他和父亲的那一次次冲突。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有几十亩地，雇有长工和短工，此外还贩运粮食，毛泽东少年时就帮助父亲做账，看来生意并不小。毛泽东如果能尽心或是细心一些的话，在做这些事时一定会积累不少农业生产知识。也许正由于不喜欢田间劳动，只想“扫天下”的鸿鹄之志，使他没有留心这方面的知识，而在需要运用这方面知识去思考的1958年，他终于想不起“梨子的滋味”了。更何况他在兴头上，逆耳之言全被拒之门外，敢欺骗他的人越来越多，终于酿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大祸，导致几千万共和国公民活活饿死。
所以，如果说毛泽东没能制止浮夸风是因为他好大喜功，脱离群众，这个理由固然可以成立，但是可能还要注意，就是他并非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上编的那样从小爱农业劳动、了解农业生产，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连常识问题也回答不好。现在浮夸风又炽，我很想建议，对那些专“出数字”的人物，既有必要检测他们的智商，也有必要考查他们的真实经历。
1958年“浮夸疯”猖獗时，曾在陕北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诺还头脑清楚地生活在美国，他是怎样看那场人祸的，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旁观者清，洋人在这个问题上说几句真话不至于被打成右倾，不会罢官免职，更不会有囹圄之灾，所以我想，如果能把1958年海外媒体对中国“浮夸疯”的评价集刊于世的话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不知道目前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。
五十多年前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上，在介绍世界某些民族的特点时，能直言不讳地说“该民族生性懒惰”，以现在的观点看，那是令人不齿的“种族优劣论”。如果哪国的教科书还敢于这样直书，必定引起外交纠纷。然而世界上既有勤劳勇敢的民族，也就会有懒惰怯懦的民族，谁能否认这一点？
我们以前批判孔夫子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”，完全可以不负责任（就是如今说孔老二懒惰不辨麦菽也无所顾忌），现在议论毛泽东少年时是否爱农业劳动，想来也不该是什么原则错误吧。可以去想的事还有许多，诸如国人津津乐道的领袖“三个月不吃肉”问题，很值得研究。有些事，我们不想弄清楚，子孙也不至于不肯弄清楚的。如果我们不动脑筋、盲目地相信一切，必定会在文明史上留下新的愚蠢的一页。
我当然不会喊什么“我们再也不受骗了”，从此与谁一刀两断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们做教师的，无论如何不要把从前别人骗我们的东西再拿去骗学生。真的知识分子，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怀疑批判精神，即坚决不接受“统一思想、统一认识”的规训，不盲从，不下跪，站直了思考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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